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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升级潜能在哪儿,中国经济的韧性是自我调

文章作者:理财保险 上传时间:2020-0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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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沈燕

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

原标题:对话王小鲁:户籍制度改革过慢,农民工消费潜力达4万亿仍有待释放

经济学家、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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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袁昌佑

2019年5月,乘着初夏的凉风,“新京报经济智库·思刻”栏目问世。“思刻”将不定期邀请国内外知名经济学者现场分享思考、交流观点,从线上到线下,提供思想交汇的节点与空间。5月25日,“思刻”第一场线下活动“和王小鲁回望40年经济改革之路”在京举办。

图为合肥一家住宅小区旁的铁路建设工地。REUTERS/Stringer

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长白明

搜狐智库《师说》经济学大咖系列访谈 第9期

“中国经济在面临困难的时候,是能够自我调整的。”在近期接受新京报专访时,经济学家、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表示,中国经济的韧性就是经济的自我调整能力。这个经济的自我调整能力,主要来源于市场。

北京6月10日 - 面对经济下行压力仍大的现实,中国继续放松货币是“稳增长”的政策首选吗?中国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认为,中国目前并不缺流动性,价格下行是产能过剩的结果,并不是真正的通缩。如果继续放松货币只会加剧股市和楼市的泡沫,无助缓解实体经济的下行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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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嘉宾: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王小鲁

他认为,经济在调整时候,要接受这个现实,给未来的经济回升准备好条件。通过一系列的改革,使经济结构合理化,使未来经济能够有回升的基础。政府支出重点要从过度投资转向重大民生问题,解决新城镇居民落户问题、社会保障覆盖问题和住房保障问题等。货币政策不能再宽松了,要回到中性的货币政策。

他在接受专访时指出,中国应该吸取前一轮扩张政策的经验教训,虽然短期的货币扩张政策有刺激投资的作用,可能会有一时之效,但同时带来的是房市或者股市泡沫,造成大量遗留问题。

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信用卡中心副总经理闫宇波

“所谓积极财政政策,就是通过增加政府支出来拉动经济,但是政府支出过去的重点总是讲政府投资,我觉得增加政府的民生支出也是积极的财政政策,而且对我们现在的情况来讲应该是更有效的财政政策。”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在3月4日接受搜狐智库访谈时说道。

不要一看到投资放慢就惊慌失措

因为大规模的投资扩张常常对供给的刺激大于对需求的刺激,短期效果过去之后促成更大的供求失衡,导致产能严重过剩、楼房空置、中长期增长乏力。基础设施也有不少闲置和缺乏效率的情况。这不利于中国调整结构的中长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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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一月,央行宣布新年第一次降准,释放资金约8000亿,而当月社融、信贷数据双双创下历史记录,新增人民币贷款3.2万亿,社融增量4.6万亿。

新京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宏观数据显示,4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7.2%,增速回落。今年或者更长一段时间中国消费的表现会是怎样的?

他认为,这种情况也与政府行为有关,说明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一说要扩大投资,各级政府都有积极性;可说到扩大大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支出,常常听到的都是钱不够。都热衷于扩大投资拉动内需,难道改善公共服务就不能拉动内需吗?”

3月9日,新京报举办全国两会经济策沙龙,主题为消费升级。B04-B05版摄影/新京报记者 王贵彬

王小鲁表示,从2000年后,我国投资率不断上升,与此同时消费率持续下降。他认为,目前我国投资的边际效益递减,存在诸多无效投资现象,投资驱动经济增长的效用已不大,而货币宽松鼓励的恰恰是投资。

王小鲁:消费品零售总额数据反映的消费放缓趋势我认为是对的。大体上,现在是处在消费趋缓的过程中。消费为什么趋缓?经济在趋缓,消费当然也会趋缓。只不过,消费的变动可能在经济变动后面,它是一个滞后的变量。如果经济增速降到6%,可能消费增速过一两年才掉到6%或以下。

他表示,目前中国面临储蓄率和投资率过高、消费不足的结构失衡,政府与其大量投资,不如在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方面加力,投资与人力资本,改善社会保障,促进收入分配状况好转。后一类政策有利于实现结构的再平衡,对经济是长远利好的。

如何更大范围内激发消费潜力、消费升级有哪些空间,专家从多个维度探讨消费结构优化

“这种情况带来的是一系列的结构失衡问题,首先应该解决的问题是投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的问题。”王小鲁说,“需要回归中性的货币政策,同时政府投资不如转向改善民生,解决关键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问题,让消费率回归到一个合理的水平,经济增长才能够更加可持续,更有活力。”

所以,消费趋缓这个现象也很自然,不要大惊小怪。但能够做的是,我们通过积极的改革和政策调整,使得未来消费回升能够看得到。

中国周二公布5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2%,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同比下降4.6%,已连续三年多为负,也使得通缩忧虑加剧,降息降准等货币松动政策呼声继续升温。

消费已经连续五年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第一大动力。据国家统计局初步核算数据,2018年我国GDP为90.03万亿元,比上年增长6.6%,全年最终消费支出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76.2%,比上年提高18.6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我国的消费增速在放缓,2018年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8.10万亿元,比上年增长9.0%,这是自2004年以来社零增速首次跌破了两位数。

此外,针对农民工返乡成为一种新常态的现象,王小鲁强调,农民工落户难、社会保障缺失是其返乡的重要原因。他表示,农民工群体约占我国总人口数的21%,但其平均消费率却仅为33%,低于70%的全国居民平均消费率。如果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和社保全覆盖,预计将释放约4万亿的消费潜力。

新京报:认清楚当前的中国经济形势,需要考虑哪些点?如何把握消费所在的位置?

**过度刺激不利于结构调整和未来经济增长**

如何看待消费增速的放缓?如何更大范围内激发消费潜力?消费升级有哪些空间?3月9日,新京报举办两会经济策沙龙之“消费升级”,邀请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长白明、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信用卡中心副总经理闫宇波,从多个维度探讨消费结构优化的空间。

自今年社保转税的消息一出后,企业社保缴费负担过重成为讨论的热点。王小鲁表示,尤其是小微企业当前的社保缴费负担过重,建议当前第一阶段将社保费率从占工资总额的40%降到30%,同时拿出更多的国有资产补充社保基金。在王小鲁接受搜狐智库访谈后的第二天,全国两会召开,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今年将下调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各地可降至16%。

王小鲁:现在面临的经济问题,其实主要是若干年来的结构失衡导致的局面。到去年为止,中美贸易战的影响还是相对有限的。最近美国公布了新的加征关税方案,计算直接影响的话,从原来10%增加到25%,它对中国经济增长率的直接影响也就是0.2个百分点左右。但是,它是在中国面临总需求不足的条件下出现的。

这位多年深耕于宏观经济领域多年的专家进一步解释,应对经济下行的办法有两类,一类是货币信贷扩张和大规模增加政府投资。这类刺激政策可能把短期增长率拉高一点,但从中长期看,前者会促成泡沫和大量不良债务,后者会加重产能过剩,不利于经济结构调整,反而影响中长期经济增长。

话题1

最后,王小鲁强调,目前户籍制度改革的速度过慢,日前发改委发布的《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虽放宽了除特大城市外的落户限制,对加速户籍制度改革有积极意义,但由于涉及到一系列部门的协调,具体落实仍需时间。

总需求不足,过去我们一直采取的对策是用扩张性的政府投资和货币刺激来应对。用凯恩斯主义理论来讲,投资和消费是可以互相替代的。消费不足,我用扩大投资和货币刺激来弥补,也能拉动总需求。但是你持续多少年做这个事,会是什么结果?结果就是在总需求结构中,投资的比重越来越高,消费比重越来越小。投资扩大了,当年可以拉动总需求,但经过一段时间后投资形成的生产能力又增加了总供给,又会导致新的供求失衡。而且投资扩张,实际上会压缩消费。因此投资比重越来越大,导致过去这些年来产能不断扩张,多生产的产品卖给谁?光靠政府投资和货币刺激来应对,等于靠投资去拉动投资,再去拉动投资,这种自我循环是维持不下去的。近几年,投资率有所回落,但仍然远高于正常情况。

另一类办法效果可能慢一些,但有利于结构调整和中长期经济增长。这主要是针对居民消费比重过低、公共服务不足、社会保障未实现全覆盖的情况,加大政府对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改善社会保障,促进农民工市民化。

为什么要促进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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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使经济恢复增长动力,要求结构恢复平衡,首先是投资和消费之间要保持合理的比例。现在总体上是消费不足,导致内需不足以带动经济增长。实际上这几年经济自身在进行自我调整,使投资放慢,这是正常现象,不要一看到投资放慢就惊慌失措,就搞刺激政策。这恰恰会抵消经济自发调整的积极作用,带来更多问题。

他不无忧虑地指出,虽然本届政府说过不搞大水漫灌的强刺激,但怕就怕在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下,要求刺激的呼声越来越高,导致宏观调控的思路在不知不觉中重回老路。

白明:消费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能够挑起大梁

搜狐智库:今年一月,央行宣布了新年的第一次降准,释放资金约8000亿,但你认为货币宽松现在对于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几乎已经看不出来了,而且我国资本边际效益递减,消费不足是原因之一。你认为现在应如何利用好有效投资来促进消费增长?

新京报:这个比例的差距还有多大?

“中国股市本轮从2,000多点拉升到目前的5,000多点,与近期流动性加码的货币政策松动有关。说明大量的资金流入股市,促成泡沫,而没有进入实体经济,反而从实体经济吸引资金用来炒股。一旦泡沫破灭,会进一步打击实体经济。”他说。

王小鲁:全世界各国平均的消费率大概是80%左右,也就是说在世界各国的GDP中消费占到了大约80%,投资率或者叫资本形成率大概是20%。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后,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平均消费率是62%,资本形成率是37%。这一消费率显然是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但是投资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在这个时期内,我国消费比较低,但是拿出更多的钱进行投资,经济在很长时间内保持了高速增长,这和高投资是有关系的。

王小鲁:货币宽松基本上鼓励的是投资,而不是消费。我们国家过去大概十几、二十年总的是长时期的货币供应宽松,造成了很多的问题,导致了过度投资,导致了各行各业产能过剩,另外导致了杠杆率过高,还有一个突出的问题是投资效率在不断下降。

王小鲁:我认为,现在投资率还比合理情况高约十个百分点,消费率低十个百分点。改革开放以来,在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平均而言,消费率60%多,投资率30%多,这是个比较合理的比例。而过去十几年,投资率从30%多上升到40%多,高的时候差不多50%了。现在又退回来一点,还有40%多。消费率从60%多,最低的时候跌破了50%,现在回升一点还是50%多。跟过去的正常情况相比,还差十个百分点。

2014年GDP名义增长率为8.2%,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长12.2%,高出经济增长4个百分点。2015年一季度GDP名义增长率同比增5.8%,而M2增长11.6%,差额扩大到近6个百分点。

但是不是消费率越低、投资率越高越好呢?事实不是这样。2000年以后我国出现一个情况,消费率急剧下降,投资率急剧上升,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我国实施双宽松的政策,大规模的政府投资加上宽松的货币。2008年以后出现的一个现象是消费率急剧降到了50%以下,投资率上升到接近50%。这么高的投资是不是使得经济增长加速了?事实上没有。2010年以后,我国经济增长在逐渐放缓,一直到现在这个过程还在继续,每年的经济增速都略微低于上一年。经济增长放缓有很多原因,但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结构失衡,主要表现就是投资过多,消费不足。投资过多造成了各行各业的产能过剩。有那么多的产能,但是东西卖不出去,消费者没有那么高的购买力,企业投资就很难收回,经济也很难增长。所以说投资和消费还要保持合理的比例。

这些其实都是结构失衡问题,它的主要根源就是投资过度和长期以来宽松的货币刺激。改革开放后,80年代到90年代,我国投资率平均在37%左右,消费率是62%左右,这个比例大体上是合理的。和其他国家相比,我们过去一直是高投资,但是37%的投资率还没有过高,但是2000年后,我国投资率就不断地上升,特别是2008年以后,大规模的货币宽松和大规模政府投资导致投资率急剧上升,到2010年到2011年,大概投资率上升到48%左右,消费率降到48%左右。所以这一升一降,就导致了投资过高、消费过低的局面。

现在经济在自发进行调整,例如民营企业投资在减速。它已经产能过剩了,你还在刺激它投资?所以经济自发调整,就是市场要求压缩投资,让消费率相对回升。但在这个大形势下,消费增速也会放慢。

从贷款看,去年全年增发人民币贷款9.8万亿元,今年一季度已增发人民币贷款4.2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多增发1.2万亿元。

2017年的最终消费率是53.6%,2018年估计会再高一点,但可能还在55%以下,我们的消费率还是过低,投资率还是过高。为什么会形成现在这样一个局面?因为我们投资率很高,投资过度了,只能靠外需来拉动增长,外需又在逐渐变软。未来的增长靠什么?恐怕很大程度上要靠消费来支撑,但是现在仅有的50%左右的消费率很难支撑一个强有力的经济增长,所以需要继续推进改革和结构调整,使消费率恢复到合理的水平。

这种情况带来的是一系列的结构失衡问题。我认为,目前我国经济增长放缓主要是和结构失衡现象联系在一起的。在这种情况下,用货币宽松来提振经济,促进经济增长,实际上起不到应有的作用。首先应该解决的问题是投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的问题,如果这个结构能够调过来,结构失衡的一系列问题都能够相应得到解决。

政府支出重点应从重投资转向民生为重

他认为,这说明货币政策实际上已相当宽松。加之连续出台的降准降息以及其他政策定向投放,显示货币宽松程度还在继续扩大,实际上已超出原来稳健货币政策的范围。

白明:消费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能够挑起大梁,我们知道拉动经济有三驾马车,消费这驾马车承担得更多了,其他的两驾马车出口与投资相应的自由度就大了。如果说消费上不去,经济又不能下滑,这时候就要挤出口。国际市场形势不好,即使想尽一切办法,甚至在国际上削价竞争,我们的出口效益也很难上去。从国内来讲,投资在相当长时间内是拉动中国经济的主干道,确实立竿见影,但是也带来了很多问题,过剩产能、重复产能、低回报、低效益,在这种情况下,当前中国正在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而消费能够更加健康的增长,能够起到应有的带动经济增长的作用,我认为需要回归中性的货币政策,同时政府投资需要转型,很多政府投资效率不高,其中一些是无效投资,那还不如转向改善民生,解决关键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问题。通过解决这些问题,让消费率回归到一个合理的水平,恐怕经济增长才能够更加可持续,更有活力。

新京报:在讨论中国经济时,目前一些专家学者谈到“中国经济韧性”。你怎么看?

货币投放带来的直接效果就是催生股市泡沫,以5月12日的收盘计算,沪深A股市场2,688支股票中已有近千只股票市盈率过百,127只市盈率过千;创业板平均市盈率达到了122,市值已经明显虚高。

中国的扩内需与进口相结合,但中国老百姓扩内需,有一部分需求是由外国的厂商来满足,相当于我们的需求给了外国企业,给它们发展机会,这个怎么理解?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从比较利益的角度来看,“两利取其重,两害取其轻”。从国民经济未来的发展循环来看,我想未来不仅是体内循环,中国经济还应该有体外循环,特别是中国是贸易大国、经济强国,要提升国际话语权。我经常讲一个例子,中国老百姓需要钢笔了,国内是铅笔厂多,要不要建很多钢笔厂呢?未必。我国跟韩国签协定,买韩国的钢笔,韩国也别建那么多铅笔厂了,来拉动中国铅笔的消费,这实际上是经济的体外循环。这其中也可以拉动国内消费。

搜狐智库:今年央行的降准资金一大部分投向了交通基建这方面,对此你怎么看?

王小鲁:中国经济确实很有韧性。过去也曾经遇到过困难,后来也过去了。往远了说,1989年、1990年,中国经济面临很大的困难,经济增速掉到4%左右。但是1992年以后增速回来了,为什么?政策改变了。1992年以后要加快改革开放,好多政策又回到改革的轨道上,结果经济增长又起来了。

“不仅股市,目前一些城市楼市的快速升温也值得警惕。如果货币政策继继朝着宽松方向走会很危险,上一轮扩张政策导致的地方政府债务窟窿还没有填平,再来新一轮扩张,一旦泡沫破灭,会严重伤害实体经济。”王小鲁不无忧虑地称。

另外,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价值链是一条高速公路,有国外段和国内段,进了中国的海关就相当于进了高速公路的中国收费段。海外产品进到中国市场之后,它的零售、批发、售后服务、配件供应,相应的衍生品开发又是一个中国段的附加值。我们在山下买矿泉水1块钱一瓶,山上就要10块钱。山下是按照商店合理的利润设定的合理价格,但是山上卖到10块钱,那增加的9块钱是挑夫赚的,也是合理的。中国在进口与消费中,要争取赚到那9块钱。

王小鲁:政府投资中间,有一部分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和城市建设的投资是必要的。过去政府在基础设施领域和城市建设领域投资起了重要作用,但这些方面的投资并不是越多越好,也要讲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如果一个基础设施投资项目长期没有回报,又造成大量负债,那该投资对经济来说不一定能起到积极作用,反而可能成为一个负担。

1998年的时候,国内经济也碰到困难,时间上和亚洲金融危机重合。但是缓了一两年又起来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出口下跌,当时是采取了大力度的双宽松政策。现在回想,如果当时不搞过度刺激,经济能不能回升?不但能回升,可能还更好一些,现在面临的麻烦会少得多。当时是过度宽松、投资过度扩张。其实不采取极端的政策,不搞过度干预,中国经济在面临困难的时候,是能够进行自我调整的。

沪综指本周一续创逾七年新高,3月份以来累积最大升幅达54%,上证A股当日成交13,042亿元人民币,再创历史天量。目前沪深两市成交额动辄接近2万亿,A股的流通市值约60万亿元左右。

话题2

过去像高铁这些项目,我们投了不少资,也起了很好的作用,但是同时也形成了巨额的负债,其中有些项目的效率并不高,所以我认为,在基础设施投资和在城市建设投资方面也需要区分必要的和不必要的投资,也要进行经济效益分析。如果值得做,那就继续投,如果得不偿失,那这样的投资便需要下来。我认为总体上讲,需要把更多的政府资源转到民生上来,而不是大量利用于直接投资。

所以,经济的韧性就是经济的自我调整能力。这个经济的自我调整能力,主要来源于市场。不是说经济增速掉下来了,政府就必须刺激,必须拼命把它拉起来。我们对市场的认识需要回归合理,不要嘴上说市场要起决定性作用,一遇到问题就总认为政府要扮演主导角色。

**调结构更应加大政府对公共服务领域投资**

如何促进消费?

此外,如果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政府财政收入中间用于政府自身的行政管理支出部分的比例要高得多,远远高于发达国家水平,说明我们在政府自身的行政管理方面有很多资源浪费,很多不必要花的钱也花了。

经济自身有恢复能力,必须认识到这种恢复能力,然后政府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要有一个合理的定位。

尽管经济下行压力仍大,但在王小鲁看来,越是这样的时候政策的选择越要谨慎,政府扩大投资的行为更要慎重,尤其要吸取上一轮政府刺激经济政策后导致的产能过剩加剧,债务负担沉重的教训,侧重选择改善收入分配和消费的政策,如加大政府对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解决1亿多进城农民工的医疗、教育、养老保障,加快户籍制度改革,促进农民工市民化。

王小鲁:政府的支出结构要调整,高房价、现行户籍制度也影响了消费

所谓积极财政政策,就是通过增加政府支出来拉动经济,但是政府支出过去的重点总是讲政府投资,我觉得这个观念要变一变,增加政府的民生支出也是积极的财政政策,而且对我们现在的情况来讲应该是更有效的财政政策。

经济在调整时,需要接受这个现实,一方面要减缓负面的冲击,同时要给未来的经济回升准备好条件,就是通过一系列改革,使经济结构合理化,使未来经济能够有回升的基础。

“这是更根本的扩大内需,虽然短期可能不如把钱花在投资项目上对增长的作用见效快,但纠正了结构失衡,增强了内需,有利于中长期经济可持续增长。”王小鲁认为。

王小鲁:首先,政府的支出结构要调整。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国各级政府都特别注重投资,政府的投资率很高。2017年国有控股企业加上各级政府投资总共大致是23万亿元,但政府财政支出用在公共医疗、公共教育、社会保障方面的公共服务和保障支出不到7万亿。一个是23万亿,一个是不到7万亿。政府用于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支出尽管过去几年在不断增加,但是总量上看还是偏少。这样一个政府支出结构对居民消费也会有影响,没有好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居民消费必然也会受到影响。未来怎么鼓励消费?我觉得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政府需要调整投资和消费支出的结构,要加大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减少投资支出,当然也包括减少“三公消费”、减少用于自身行政管理的支出等。

搜狐智库:刚才提到提高消费率,其实农民工群体一直是被忽略的。去年农民工总数约占我国总人口的21%,比上年增长6.8%,你觉得该群体对我国潜在消费潜力的释放的作用是什么?

其中,政府支出重点应从重投资转向以民生为重点,解决户籍、社会保障覆盖问题。货币政策不能再宽松了,要回到中性的货币政策。当然过紧的货币政策也是有危险的。

他认为,传统的凯恩斯主义理论也是有缺点的,它把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简单看做可以完全替代的关系。实际上这只在短期成立,长期一味扩大投资,必然导致投资和消费的比例失调。

第二个问题,高房价影响了消费。国际上一般认为房价收入比3-5倍比较合适,也就是说三到五年的家庭平均收入可以买一套房子,我国平均的房价收入比是10倍左右,大城市是几十倍,甚至可能上百倍。这么高的房价必然影响消费。要买房子,不敢消费,不光自己不敢消费,可能父母也要省吃俭用想办法帮你买一套房子,甚至爷爷奶奶也要出力。所以我国储蓄率非常高,消费率特别低,这跟房价也是有关系的。而且高房价还影响了收入分配。买不起房的人,房子变成一个沉重的包袱,或者买了一套房要花几十年还房贷;但是手里有十套、二十套房子的人收入增加太轻松了,房子搁那儿隔几年又翻一番,这就是不合理的收入分配。

王小鲁:过去农民工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去年农民工数量是2.88亿,现在城镇就业中大概超过一半人是农民工,但是一个主要问题是,两亿多常住在城市工作的农民工没有户口,大部分人没有被城镇的社会保障覆盖,也享受不到公共服务。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可能看病要靠自己,失业了没有救济,老了养老也要靠自己,只能回乡养老。而农村的养老保险可能一个月一人只有一百来元,对他们来说也不够生活,所以他们就不得不压缩消费,提高储蓄。

两亿多农民工在城市安家落户可对冲外需下降

他分析指出,目前全口径政府收入占GDP比重超过三分之一,居民消费在GDP的占比却一直在下降,已从上世纪80-90年代的45%-50%,降至目前的36%。而总储蓄率却由80-90年代的40%以下上升到超过50%。

高房价又和什么因素有关?和地价有关,和目前的住房体制有关系。上世纪80-90年代我国开始进行住房改革的时候,当时是想以保障性住房为主,同时发展房地产市场,中低收入居民主要靠保障性住房,中上收入和高收入居民主要靠商品房市场。这样一个设想在当时我认为是很合理的,但是在执行过程中走偏了,商品房的比重越来越大,保障房越来越小,而且保障房曾经有一段时间分配也出了很多问题,有些人开着豪车买保障房。我觉得这种情况未来是需要改变的,政府要有计划地扩大保障房的比重,保障房在每年住宅增量中至少要占到一半以上,让老百姓逐步能够住得起房,特别是收入低的人。

根据统计局的调查,农民工直接消费支出大概只占其收入的33%左右,这是一个非常低的消费率,加上他们寄回农村,在农村的消费支出,估计也在50%以下,可是全国居民平均消费率是70%,农民工的消费率比起来要低很多,至少低20多个百分点。

新京报:在经济调整期间,我们具体应该怎么做?

因此内需不足是经济增长乏力的根本原因。储蓄率过高,政府就要刺激投资,但结果导致产能扩张快于消费增长,供过于求的结构失衡更难以改变。政府支出大量用于投资,既进一步提高了储蓄率,也提高了投资率。

再有,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里说了,要建设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过去政府垄断了土地的一级市场,土地来源全部由政府控制,以后应该逐步放开,让土地的来源多元化,农村的集体建设用地也可以进入土地市场,这样可以形成一个市场竞争的局面,有利于把地价降下来。开放土地市场对于控制房价有重要的意义,也就间接地对未来提振居民消费起到重要的作用。我们土地制度的改革和住房制度的改革还需要做更多的事情。

如果说给农民工解决在城市里安家落户、社会保障等等这些问题的话,那他们的消费率能回归到正常水平,比如回归到全国居民平均70%的水平,那么每年可以释放三四万亿的消费潜力,他们的消费能力可以大幅度发挥出来,这样对经济增长也是一个巨大的支持。

王小鲁:在调整期间,政府做什么事情更合理?与其把更多的钱用在政府投资,投资又没有回报,借的债还不了,不如把这些资源用在迫切需要解决的民生问题上,这样是不是更合理?

“消费不是刺激起来的,多数人收入提高了才有钱消费,社会保障搞好了才敢消费。中国有两亿城镇常住人口没有户口,他们大多数没有社会保障,也很少享受到公共服务,怎么敢消费?”王小鲁称。

第三个问题,现行户籍制度也影响了消费。改革开放以后大量农民工进城,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城市建设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现在城镇就业人口4亿多,2亿多是农民工。但是有一个突出的问题,2亿多农民工已经算城镇常住人口了,但没有户口,很大一部分人没有享受到城镇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调查,农民工的社会保障覆盖率还是相当低的。这种情况就造成了这2亿多人的群体不敢消费,因为无论他们在城市里打工多少年,在城市里没有房子,将来要回到农村去,老了以后还得自己解决养老问题,怎么敢消费呢?病了要自己花钱,子女教育在相当程度上可能也自己花钱,这些问题都限制了农民工的消费。根据国家统计局2017年的调查,农民工的消费支出占他们收入的三分之一,所以他们的储蓄率特别高,消费率特别低,而全国平均的居民消费率是70%,农民工差了一半以上。国家整体的消费疲软,消费不能够强有力地支撑经济增长,这样的情况当然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

我们过去讲内需拉动经济增长,总是考虑投资,而很少考虑消费,实际上,现在我国经济结构失衡,恐怕解决消费问题是当务之急,而解决消费问题实际上就是主要解决社会保障缺失这部分问题,即刚才说的如农民工无法安家落户,没有社会保障的问题。

两亿多农民工在城市里没有户口,大多数没有被社会保障覆盖。城镇就业也就4.2亿人,其中超过一半是外来人口,而外来人口的主体部分没有纳入社会保障,没有户口,这个问题要解决。

他认为,内需不足导致的经济结构失衡还需要从改善收入分配格局入手,需要调整政府支出结构,尽快把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缺项补起来,把公共教育、公共医疗搞好,通过改善转移支付机制,减少地区间公共服务的差距。改善公共服务需要的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里送炭,是解决对老百姓最迫切的问题。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未来要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要放宽限制,让农民工能够逐步在城市里落户。我们现在已经在做这件事。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要让他们享受到养老保险、住房保障等公共服务,这样农民工的消费率如果从33%提高到70%,增长一倍,全国可以增加3万亿到4万亿的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当然是一个巨大的支撑。

搜狐智库:近年来,农民工人数增长其实陷入停滞状态,去年农民工总量增速不足1%,创下09年以来历史新低,农民工返乡就业成为新常态。为何农民工返乡正愈来愈成为该群体普遍的选择?

要解决这些人在城市里安家落户,要把他们纳入社会保障,政府要花点钱,但是这样会有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未来。他们住下来,敢消费,敢花钱,意味着经济增长就多了一个拉动的力量。外需靠不上,为什么不去开发内需?

除此之外,政府还可以通过普惠政策减轻企业负担,特别是改善小微企业的经营环境。还有改善环境、促进生态平衡,可做的事很多。一讲扩大内需,就只想到固定资产投资,一味把钱花在钢筋水泥上,这样的思路过于狭窄。

白明:一方面扩大消费有难处,但是另一方面也有很多消费我们还没有满足。首先是发展服务消费,比如养老消费,我们的养老设施是不是还不够健全?中国人的生活水平逐步提高了,还会有新的消费热点。另外,还可以扩大农村消费,因为农村的消费还有很多领域是空白,有很多东西还没有下沉到村一级、乡一级,甚至有的县一级都还没有达到。

王小鲁:我觉得有几个原因。一个因素是过去三十年,我国人口出生率在降低,所以总体而言,农村的年轻一代人数在减少,这是一个客观原因。

解决这些问题,能够给经济增长带来的拉动作用,完全可以弥补外需的下降。如果不去解决这个问题,还要扩大政府投资、货币放水,就不能真正解决问题。

“短期GDP增长率低一点即使到了6%又有何妨?只要就业基本稳定,就不会有大问题。中国目前的经济下行压力是结构长期失衡的必然结果,短期硬要拉高增长率,就要影响结构调整,牺牲长远发展。”王小鲁称。

消费也有不同层次,最基层的是温饱型消费,高层次的是个性化消费,要满足这样的需求,也应该区分不同的消费品和消费层次。消费升级是需求层次的上升,我们以前有“三大件”,后来有汽车,新的消费热点是什么?能够持续的万亿级消费热点是什么?不能用过去的温饱型消费制定政策去衡量高端消费。消费升级了,消费的各种政策、市场管理也要发生变化。比如在消费渠道上,现在线下店越来越萎缩,线上发展很快,未来线上线下怎么结合起来?在消费环境上,我们关注消费的东西放不放心,有没有假货。

第二个原因,我想和刚才我们说到的在城市里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的缺失有很大关系,很多农民工在城里没有社会保障,年纪大了就不得不返乡,现在经济不太景气,加速了一些人提前返乡,在家乡当地寻找就业机会,这种情况可能成为现在突出的一种趋势。

新京报:不久前也有一些政策出台,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要求继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其中,超大特大城市要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

他认为,坚持推进结构调整和改革,必然在不久的将来迎来增长复苏。为了中长期经济增长可持续,必须全力理顺结构,忍受短期之痛也是必然的。这需要智慧更需要定力。

闫宇波:单纯讨论消费升级和降级意义并不大,要看消费转型过程中是不是有更大的潜力在释放?如何让它释放更多?大家可能有一个深刻的感受,就是现在更多的人愿意为服务买单了,愿意为追求生活品质买单了,更多减少了对温饱的支出。当消费者的需求已经转变到追求更高生活品质的时候,消费供给就要有相应的改变满足这些需求。

当然还有其他一些因素,比如过去一段时间,有些大城市采取了像驱赶所谓低端人口的政策,我认为该政策会带来负面影响。城市大小是由很多客观因素决定的,有经济规律在起作用,我们主观希望减小城市规模,就驱赶农民工,这个政策是不合适的,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驱赶都是不合适的,这些政策恐怕对经济、对就业都会造成负面的影响。

王小鲁:这当然是个进步,关键是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落实。2012年国务院就有文件,新型城市化要解决1亿人的户籍问题,现在解决了一部分。真想解决这个问题,力度要加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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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融角度上,我们看到了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现在透支消费的意识在加强。信用卡是典型的透支消费,透支消费是能够扩大消费潜能的。消费意识的转型和消费结构的调整,倒逼金融机构进行产品创新。

当然还有一个因素,就是过去一些年,农村青年上高中、大学的比例在上升,过去可能初中毕业就出来打工了,后来是高中毕业出来打工,再以后有些人去上大学了,那么就延缓了他们出来打工的时间。这也是一个影响因素,也不排除有些人上了大学以后在城市里找工作,他们有可能没有被统计为农民工。所以在统计中间对这部分人有些遗漏,可能也是一个影响因素。

提到户籍和社会保障,有人说政府要花多少钱,有些说法是夸大的。给城市户籍,意味着理所当然要把他们纳入社会保障。谁承担责任?其实不是政府,而是企业,社保缴费主要是由企业承担。但是,一下子那么多人进来,都让企业给他缴费,对企业来说承受不了。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能做的只是减轻企业的缴费负担。现在社保缴费占了工资总额的40%,要把幅度压低,需要具体算账,到什么程度合理。养老保险从20%降到16%,降了4个百分点,但还不够,企业压力还是相当大,还要继续降。

我还想说一个消费文化的问题。合理的信贷消费是倡导的,但过度的信贷消费是不倡导的。现在已经有相关的迹象,多头借债的情况造成了不合理消费的现象,这已经引起监管部门注意了。

这个因素总体来讲是积极的,但是我刚才提到的像政策方面的限制等因素则是消极因素,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那政府怎么办?我觉得重要的是,拿出足够量的国有资产来补充社保基金。政府资源就要更多地转到社会保障、公共服务,把无效投资减下来,也要把大量低效的行政管理支出减下来。

话题3

搜狐智库:乡村振兴战略是目前我国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基础,您认为农民工返乡潮能否成为实现乡村振兴的有利因素呢?

再有,保障房的问题。怎么解决工薪阶层的住房问题?年轻一代不断成长起来,他们大都自己没房子,面临结婚,可能就只能是几代人的钱放在一起,买一套房子,可能还得背债,需要不断还债,你还敢消费吗?因此在商品房之外,还要扩大保障性住房供应,让中低收入居民有房住,这也包括城市外来人口。也应该有一套更完善的标准,什么人有资格住经济适用房、廉租房。

消费增速放缓是否需要警惕?

王小鲁:要从不同的方面看。如果农民工是主动希望返回家乡在当地就业,这是一个相对积极的现象,会增加当地的劳动力供应,同时有些人可能要回乡创业,也会创造一些就业机会,可能对当地的经济增长起到带动作用。

新京报记者 陈鹏

王小鲁:居民消费预期受到影响,未来会好转

但是,如果是因为城里就业机会不足导致的农民工返乡,加之有些地方可能本来就业机会就不足,回去的这些农民工可能会变成潜在失业人口,找不到工作,这样的回乡可能对当地经济起不到推进作用,反而会导致一些社会问题。所以农民工返乡,我觉得不能一概而论,要看不同的影响因素和当地的条件。

王小鲁:消费走缓是一个复杂的现象,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来看,至少2018年消费是正增长的。我们也看到其他方面的数据,比如2018年很多消费品的实际产量是下降的。这里就有一个问题,我们的消费到底是什么形势?是上升了还是下降了?我想,在一些基本生活消费品方面,目前确实遇到了很多困难,因为随着经济逐渐走缓,企业的经营状况不太好,对就业会产生影响,也会影响到居民消费的心理状况,可能就会收紧消费。我们也看到,还有很多消费热点,和互联网有关的一些新的产业领域消费还很热。

搜狐智库:从去年四季度以来,百度上“裁员”的搜索频率急增,同时“找工作”的搜索频率也在提高。但是另外一方面,沿海地区招工难的问题仍旧存在,月薪万元的工作都无人问津。在你看来,应该如何理解当前我国的就业形势?

这也反映了我国收入分配状况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我们的收入差距还是偏大的,这导致了普通工薪阶层消费可能更多停留在基本消费品方面,满足吃穿。这一类消费,一旦消费者对未来的预期发生变化,消费就会受到影响。

王小鲁:从一些数据来看,我们制造业现在确实是面临困难,而且这种情况必然会影响到就业,恐怕也会持续一个相当的时期。在劳动力市场上,我国也存在结构性错位的情况。一方面,一些非熟练劳动力、大学生可能供应上还过剩,这些人不好找工作,另一方面,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人力资源不足,又有很多短缺的岗位找不到合适的人,特别是一些新兴产业、新技术领域。

但是另一方面,还有很多高收入群体,还在不断创造很多新的消费领域。我国的中等收入群体确实是在不断增加的。整个国家的情况是多方面的,有些是不良的因素,另外也有很多积极的因素。现在经济下行的趋势总要有一个过程,未来也许两年或三年以后,经济会出现一定程度回升,那时大家的心理预期也会发生改变,消费的情况也会好转。

这实际上说明了我国的教育体制还不能适应现在社会的人力资源需要,存在一个供求错位,一方面一些高校和职业学校的教学质量不高,另一方面所学可能并非所用,教的一些东西可能已经过时了,另外需要的一些东西反而没有教,因为这些学校可能也缺乏必要的师资,对社会需求也缺乏灵敏的反应。

话题4

所以,我觉得还需要加大推动教育体制改革,需要创造一个让教育能够适应社会需要的局面,比如开展多方面多领域办学,包括企业办学、专家办学等,用多种形式发展教育,不要用一个模式一个框框,摆脱教育行政化、官僚化的局面。如果没有这样的调整,我国的人力资源供应错位问题可能长期都很难解决,这会对未来经济发展是严重的制约。

农村消费市场如何发展?

搜狐智库:稳就业是短期内我国的首要目标,我们在稳就业上可以做哪些工作?

白明:首先要解决消费能力的问题,其次是消费渠道问题

王小鲁:其实刚才我们讲到的解决人力资源供求错位的问题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还有几个问题,比如说社会保障问题,现在企业的社保缴费率总体来看还是太高了,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感觉负担很重,就可能想方设法地减少就业,因为企业要采取各种措施来降低成本。如果能减轻企业社保缴费的负担,对于鼓励企业增加就业机会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王小鲁:从长远来看,我觉得农村市场是一个潜力很大的市场。县城、乡镇的发展比较快,所以它必然也给消费带来很多变化。

我们社保基金不足,这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所以社保缴费费率就很高。我们能否拿出更多国有资产来弥补社保基金的不足,同时把社保缴费的费率降下来,让企业负担降下来,让企业更有可能来创造就业机会,我觉得这方面是有潜力的。

最近几年外出农民工的数量增长在放缓,乡镇本地农民工的增长快于外出农民工的增长,这意味着农民工有返乡的趋势。这会对乡镇这一级的消费起到一个积极的作用,特别是从未来中长期来看,我觉得这个趋势还会持续下去。

此外,小企业现在经营环境不太好,特别是小企业融资难问题。那么改善小企业经营环境非常重要,一个是要减少政府干预,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另外,大银行对小企业提供融资确实有很多障碍,小型民间金融机构发展又不足,所以促进小型民间金融机构的发展,对解决小企业融资问题会起到很有利的作用。

白明: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是相对更多的,农民的消费关系到未来中国消费能不能承担起支撑国民经济的大任。现在看来农村消费整体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高。首先要解决消费能力的问题,农民靠粮食和农产品的收入总归有限,农民工出去打工获得的收入,很大一部分是回乡消费,假如有一半年轻人出去打工,整个村子的消费能力就是不一样了。

还有一个问题,我们有些产业领域过去是有准入限制的,现在我们有些领域在对外资放开,降低外资进入的门槛,但是在对外开放的同时,要不要对内开放,要不要对民营企业开放,让民营企业也能享受公平竞争,能够平等的进入?如果能在这方面有实实在在的推进,那恐怕还能创造出很多就业机会。

再有一个是消费渠道问题。农村流通渠道不畅,因为商品的流通成本高,这方面电子商务和物流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这个短板。电子商务发展起来后,很多过去农村见不到的东西,在手机上、电脑上一下单,过两天就送来了。我觉得拓展农村市场可能是一个发力点。

搜狐智库:今年起,社保征收正式划归税务,但当前我国企业社保缴纳合规率较低,有超过三成的企业是按最低缴费基数缴纳社保费的。本次社保转税对中小企业影响较大,你认为应该如何改革税制才能有效减轻居民负债感?

闫宇波:我们作为金融机构,从去年开始对农村消费市场深有体会。我们做了一件事,把汽车经销商放到各个城市,帮他们集客,撮合成交,中间搭配我们的汽车分期产品。在三四线城市,特别是乡镇,效果特别好,因为当地市场没有这样的供给。

王小鲁:无论是税还是费,有两个基本的原则要遵守,一个是设置要合理,企业的负担或者是老百姓的负担要可承受;另一个是严格执行。如果一方面标准过高,企业很难承受,另一方面在征收时又手下留情,说你交不起,那就降低标准,可能就造成法律法规的形同虚设,而且可能还造成税费负担不均,有些企业交的多,有些企业交的少,有些企业不交,这样反而影响了公平竞争。

另外我还有一些个人的体会,我家乡的人过得比我滋润,因为他们每个月不用还房贷,因为没有什么负担,可支配收入更多了,这决定了他们的消费潜能很大。

我觉得这种情况需要改变,首先税率、费率要合理,要做到让企业、居民能够承受,同时,还要严格执行,在一个合理的税率和费率的前提下,要做到该收就收,不能法外施恩。

新京报记者 顾志娟

搜狐智库:企业税费要降到合理的水平上,具体来说可以降到什么水平上?

王小鲁:现在企业缴纳五险一金,如果只算五险,大概占到了工资总额的40%左右,我觉得这个费率太高了。如果能够采取有利的措施,第一阶段把它降到30%以下,那企业就能松一口气。

如果要把40%的费率降到30%或以下,那可能需要做一件事情,即要更大幅度地补足社会保障基金的不足,恐怕要拿出更多的国有资产来解决这个问题。

搜狐智库:近日发改委发布了《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明确表示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落户限制,综上,加快户籍制度的改革,放宽农民工在城市的落户限制,完善社会保障等等,是否是解决我国过度投资、消费低迷导致的经济结构性失调的最优方式?

王小鲁:我认为你刚才提到的发改委的文件是个很积极的文件。现在放宽落户条件,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加快进城农民工落户速度是非常迫切的问题。

我们一直说,两亿多城镇常住人口没有户口,具体来说,2012年我大概记得当时没有户籍的城镇常住人口大概是2.34亿,2017年还有2.25亿,这期间解决了一部分户籍问题,但同时还有新进城的农民工,所以城镇无户籍的常住人口数量没怎么减少。五年只减少了九百多万人,如果按照这个速度,可能未来几十年才能解决两亿多人没有户口的问题,那这个速度显然是太慢了。

所以,加快农民工落户,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我觉得至关重要。虽然发改委的文件提出来放宽落户条件,但这能否落实,还涉及到很多问题。比如落户问题可能涉及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涉及到财政部,涉及到公安部,涉及到一系列部门,很多相关部门能否能够统一认识,能够互相配合来推进这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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